文章說，幾個星期以來，埃德蒙頓市的前國會議員大衛﹒喬高和溫尼伯市的大衛﹒麥塔斯律師一直在勞苦奔波，他們接連在香港、華盛頓特區、紐約和歐洲的幾個城市向人們介紹他們在一個月以前公布的關於中國國內的法輪功學員被摘取器官的調查報告。

喬高和麥塔斯在報告中的指控令人毛骨悚然。今年春季，非政府組織“赴中國大陸全面調查法輪功受迫害真相委員會”請求他們對中共人員謀殺法輪功學員以摘取器官用於移植手術的指控展開調查。這一指控說，被摘取器官後的殘缺屍體隨即被焚燒，以銷毀證據。

如果謀殺、摘取器官是屬於個人行為，當然是以謀殺罪論處，並應當通過司法程序判定罪行是否屬實。

文 章認為，如果這樣的指控是針對受到國家批准的謀殺，我們所面對的就不僅是（普通的）犯法行徑，而是利用政治權勢發起的對人格和道義的踐踏。在這樣的情形 下，即使是間接證據也至關重要。正如納粹醫生用囚禁在集中營裏的民眾做導致人死亡的醫學實驗一樣，他們的罪行已超出了普通刑事法的範圍，我們稱之為“反人 類罪”。

庫珀教授在文中說，在中國國內，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被（政府）禁止已經是眾所周知，甚至早已習以為常，認為沒有必要抗爭的事實。在 極權統治下，異議人士被視為叛國賊以及諸如此類的論調已經是當權者慣用伎倆，個體的生命在當權者眼中只不過是原材料。沒有了對個體生命的尊重，在中共政權 的眼中，它們的政敵不再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而是過剩的器官供應源。

喬高和麥塔斯要求到中國調查的請求被（中共政權）拒絕，他們採訪了幾 位目前居住在國外的知情人士。這幾位知情人士有的是法輪功學員，有的不是，他們在採訪中提供了可靠但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例。他們與中國國內醫院通電話展開調 查，那裏的外科醫生證實說被囚禁的法輪功學員是肝臟和腎臟的供體。這樣不經過當事人同意就強行將其作為器官庫的行徑，解釋了為甚麼在中國移植手術的等待時 間特別短。

文章說，位於瀋陽的中國國際移植網絡支援中心在其網站上宣稱：“器官供體立即就可以找到。”在上海長征醫院，得到一個剛從供體身上摘取的肝臟只需一個星期。而在加拿大，肝臟的等待時間接近三年。

由於從活著的“供體”身上摘取肝臟後，必須在12個小時之內進行移植手術，（中國國內的肝臟等待時間）足以說明存在著一個龐大的活體供應庫，隨時可供器官摘取。

一個新鮮的肝臟售價十萬美元，腎臟每個六萬五千美元，心臟十五萬，摘取販賣器官在中國非常有利可圖。

文 章介紹說，由於傳統原因，中國人大多都不願意在死後捐獻器官，在中國也沒有倡導器官捐獻的組織存在。那麼這些（供移植的）腎臟是哪裏來的呢？一部份是由家 屬捐獻的，但這種來源低於總移植手術的百分之一；還有一部份是來自剛被處死的普通囚犯，這種來源低於百分之五。這樣一來，數千起腎臟移植手術的器官供應來 歷不明。

庫珀教授說，對哪些視中國為極具潛力的消費市場的西方人來說，在中國做生意時也很可能成為殺害異議人士、用人體器官牟取暴利的一份子，這就是他們在中國做生意的道德代價。

鑑於北京將在2008年舉辦奧運會，當今的文明世界或許應該回想起1980年莫斯科被取消舉辦奧運資格的歷史，而那時（前蘇聯政府受此懲戒的）原因遠遠不及今天中共所犯下的罪行恐怖。